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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吾师

2022-05-09 20:11:40 无锡英才网
  记得昔年有兴致打油,曾诌这样一句,“几度扶风侍绛纱”。这表明我虽是“今之众人”,却不像韩文公说的那样,“耻学于师”。不耻学于师,又受天之祜,幼年未夭折,因而所从之师,就数量说就大为可观了。数量大,有没有鱼目混珠的?难免。那就挑选一下,只留听过讲又或多或少怀有敬意的,粗粗算了算,数目还是不少。且不管它。只说师生授受方面的心情关系,可分为正反两个方面。正面的,最高超的如七十子之于孔子,“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,瞻之在前,忽焉在后”,得一言一行则拳拳服膺,死生以之。反面的,也说最高超的,兼举中外,中有“谢本师”,外有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。  忽然泛论这些做什么呢?我是想拉个老外亚里士多德来帮忙,壮壮胆量,以便说几句本不该说又禁不住要说的话。径直说是对于红楼时期的两位老师,今已作古的,近年的一些想法,我有不同意见。意见不同,本之北大的红楼精神,应该各抒己见,所以我就不客气了。  一位是钱宾四(名穆)先生。三十年代初我听过他一年课,课程名目记不清了,只记得语音南腔而不北调,说“黄河”有如“王五”,考证《楚辞》,把其中许多地名由江南搬到江北。这对不对,像是可商,但我佩服他,因为所写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确是很高明。七七事变以后,他到昆明,山川修阻,其后到了台湾,多年来谈虎色变,听说他写过《国史大纲》之类,我没读过,不知道有没有与众不同之见。是不久前,《光明日报》某君送来他们新编的一本《书摘》,翻开看看,竟收钱先生于一九七九年版的一本新著,名《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》。看书名,知道钱先生学风有变,是由昔年的分析变为综合,考证变为推想。这,估计钱先生会以为意义更大。我也但愿如此,于是看《书摘》的所摘,“从象棋看中国人的精神”一节。没想到刚看千八百字就遇见下面一段,使我大吃一惊。他是这样写的:  中国的传统,只可说是君主立宪,而绝非君主专制。君主专制这种政治制度是违反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的。中国这样大,政治上一日万机,怎么可由一人来专制?中国人不贪利,不争权,守本分,好闲暇,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,又谁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?  恕我对老师说几句直言,这段话说到中国的政治制度,说到中国人的品质,如果意在为这两个大块头做广告,可以评一百分;如果是叙述事实,显然就应该评零分,因为很难在中国的“土地”上找到实例。说“土地”,因为在书本上可以找到,如巢父、许由之类。至于生活在土地上有血有肉的真人,不贪利,不争权,钱先生往矣,希望同意钱先生看法的能够找来一些让我们见识见识。个别的,能找到,但钱先生是统而言之,意思是都不贪利,不争权,那么,如严嵩、和珅之流,富可敌国,曹丕(代汉)、杨广(杀父取位)之流,往哪里安置呢?总不能算外国人吧?还是专说最大块头的政治制度,钱先生用到君主立宪这个名称,对君主立宪的含义,或说规定和措施等,总不当毫无所知吧?不知,可以查查辞书,那是有人总管行政,君主也要依法行事;或比之实例,英国有不少女王,曾经如清末掌权的糊涂老太太那拉氏,一不高兴就把一些正人君子推向菜市口刑场吗?说到乱杀人,想到正在播放的《雍正皇帝》,他不只随意杀人,还下令称自己的弟兄为猪为狗,这也可以称为依宪法行事吗?至于上引一段话最后说的无人肯作皇帝,恕我更加直言,真不知道钱先生的历史是怎么念的!——或应该说,不知道是怎么理解的,因为就在上面一段话之前不远,钱先生还说过:“楚汉之际,项羽与刘邦两人争天下。”争与不肯,怎么能够和平共处呢?  再说一位是顾颉刚先生。三十年代初我入北大红楼读书,正是《古史辨》充满学术空气的时候,我自然会受到熏染,自信也学到不少东西,如不轻信经史中为在上者粉饰的假话,以及《易经》卦爻辞中还藏有什么神秘,等等,就有不少是《古史辨》及其创始者顾先生之赐。也就因为对顾先生怀有敬意,他来北大兼课(其时他是燕京大学教授),讲《禹贡》,即古代地理,我选了。顾先生不娴于辞令,可是读书多,知识丰富,我们于结结巴巴中还是获得很多。其时他有弄清楚历史(的)地理的大志,创办禹贡学会,编印《禹贡》期刊,我以听课的因缘,也加入学会,记得还写过文章。说这些是想表明,顾先生确是我的老师,非一般为表示尊敬,泛泛称呼一声的可比。解放以后,我和他只见过一面,他研究什么,是否仍热心于历史地理,我都不知道。是不久前,以偶然的机缘,我知道他重印所著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,曾在“重版前言”中表示今是而昨非。赶紧找来看,篇幅不长,其中有些话也使我感到惊讶。那是这些:  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重版我的旧作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,使得我既高兴又惭愧。高兴的是,这本小册虽是旧作,也许还能对读者认识这一时代的特性有所帮助;惭愧的是,书中还存留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,而我的身体已为许多慢性病所困住,不能在这大好的形势之下早日作出相应的修改,有负领导和读者的厚望。例如原书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,认为“焚书”是秦初统一时的政治措施,而“坑儒”只是始皇个人一时的发脾气。这一点既与毛主席的观点不符,即对于我自己近年研究法家思想时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合:这两件事分明是同一种时代思潮的连锁反应。这方面的证据我在病中已搜罗了许多,我想请人助我用考据的方式叙述出来,尽量不改动原材料的面貌,比较清楚地说明秦始皇制行这两项严厉的任务都是有所秉承,起着拗转当时腐化的游惰的社会寄生生活的作用的。  这是说,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,昔年的认识,即不举手赞成,错了;应该改变观点,变不赞成为赞成,并引经据典证明今是而昨非。这引经据典的著作,拟题为《儒法两家的由来和儒法斗争的真相》,大概没有完成,不知道有什么不同于时风的讲法。其实也可以不管,只说我的一贯偏见,是:不管能找到什么样的看似高妙的理由,凭借手中拥有动用武力的生杀予夺之权,一时不高兴,就下令焚只是不利于己之书,坑自己厌憎之人,都是迫害小民的荒谬之举,我都反对。因而对于顾先生的变,我也不能赞成。  深追一步,两位老师的意见的不足为训,恕我用准诛心之法,说来由还不一样。钱先生流落异域,是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,想到吾国与吾民,由爱恋之情出发,就只看见,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,于是入目的就只是孔孟的善而不是盗跖的恶(依旧说),只是西施的美而不是无盐的丑。这是因情而忘了事实之理。顾先生则另是一种,“前言”是一九七八年初所写,其时顾先生年过古稀,就真能尽弃其所学而学吗?我颇疑为乃从大流,作应时八股。如“前言”的开头是“自从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”云云,推想十年之后的现在,就必定另起炉灶。如果竟是这样,对于吴起、商鞅、韩非、李斯之流,认识也会又有变吧?假定对于这两位老师,我的追问来由的想法不错,我想再胆大一些,来个总的评论。不好说,想由康德那里借个术语,是:为了大我,钱先生不惜扔掉“纯粹理性”;为了小我,顾先生不惜扔掉“实践理性”。两位都错了,钱先生是在治学方面,顾先生是在为人方面。  说到为人,吾师中也有决不作应时八股的,可以举熊十力先生为例。红楼时期,熊先生讲“新唯识论”,我听过一两次,是旁听。选而听的不过一两个人,不是曲高和寡,是阿赖耶识之类过于玄远。比如熊先生所谓新的,与玄奘法师、窥基大师或可称为旧的究竟分别何在,我始终不甚了了。分别总是有的,证据是有人写了《破新唯识论》,熊先生当然不甘示弱,还写了《破破新唯识论》。万法唯识,能生一切的种子在心,如果真像一些浅尝甚至外行的人所想象,哲学可以分为唯心和唯物两类,唯识自然应该划入唯心那一类。熊先生承认这种划分,也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唯心论。且说解放以后,时风是唯物皆是,唯心皆非,纵使夸夸其谈时候,并不知道所谓物,所谓心,究竟何所指,更不知道,如来中国讲过学的罗素,曾写《物之分析》和《心之分析》,每一本都是几十万言。总之,唯心不吃香了,熊先生回首都北京,仍在北京大学领工资,怎么办呢?切肤之痛,熊先生像是感受更深。感受表现为言行,我自己亲历,也看见不只一次,旧学生第一次来看他,他必用手指己胸,声如讲课时,说:“我可还是唯心论!”这是明示学生:“你不要以为我会应时而变,我永远不会变。”熊先生往矣,我才敢说,对于他的早期的唯识,晚期的大《易》,我因为受了西方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思想的“污染”,一直觉得仍是汉宋儒生那个老框架,玄想成分太多,实证成分太少。但扔开所想,只说熊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的态度,忠于自己之所信,不以势利为转移,我是自始至终高山仰止的。  到此,该结束了,想到一时兴之所至,说了一些对先师不够尊重的话,是不是过于狂妄了?这也许不妥,所以应该求化挑剔为助力,那就改为这样的意思:我也老了,有时也舞文弄墨,所以必须自勉,要求有所想,有所言,不至见笑于大方之家才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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